【按语】许家康，广西合浦人，1950年3月生。1970年参加工作，1976年卒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共合浦县委、县人民当局工作。1986年调入广西社会科学院，历任《广西年鉴》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辑部（年鉴社）主任（社长）、主编，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年挂任中共柳州地委副书记，后调任广西社科联副主席，2008年任巡视员。长期从事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和年鉴学理论研究。在主编《广西年鉴》的同时，先后帮忙《柳州年鉴》、《广西企业年鉴》等6种年鉴创刊，创办《广西社会科学年鉴》、《中国—东盟年鉴》并任主编，策划并担任总编辑主持编纂《广西大百科全书》。经手编辑加工年鉴、百科全书和地方志书稿50多卷7000多万字，其中主编40多卷5800万字；出版专著2种（合著1种），发表论文50多篇，共70多万字（不含他人合著笔墨）。代表作有《年鉴事业将来发展的战略思考》、《年鉴条款及编写研究》、《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等。研究成果和编纂成果获省部级奖10项，其中广西社会科学研究良好成果奖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中国年鉴奖2项，广西地方志良好成果奖一等奖2项。1996年当选中国年鉴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2001年当选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2008年当选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主任（会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向导联系关护专家，广西良好专家。

2009年7月23～25日，许家康赴陕为陕西省年鉴编纂培训班作指点报告期间，接受了《陕西地方志》杂志主编张世民的专访。

张世民（现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陕西地方志》刊物主编、副编审。以下简称“张”）：许老师，我细致到您著有《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请问您是怎样涉足年鉴研究领域的？

许家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会长），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巡视员，编审。以下简称“许”。）：我于1986年从下层调入广西社会科学院，专职从事《广西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1988年任副主编，负责日常编务。当时，“年鉴热”在各地刚刚鼓起，同仁们迫切必要交流，必要理论指引，因而经验交流和理论探究的风气较盛，尤其是部分省、市社科院创办的一批年鉴的编辑人员，因为所处环境的影响，对年鉴理论有比较粘稠的爱好。我是受这种环境的影响而涉足年鉴研究领域的。但因为这是一门边缘学科，既新又冷，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都紧张不足，资料匮乏，开始研究时困难可想而知。即便是到了后来，要拿出一点像样的成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撰著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用的全是笨功夫：一点一滴地总结编纂实践经验，一篇不拉地欣赏偕行的文章，同时深入调查上千种国内外出版的年鉴，并尝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行使点点滴滴的工余时间，历经三年预备，三年撰稿，方成小书一本，还不敢妄称为“学”。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张：年鉴编纂在我国尚属一项较新的事业，较之地方志编纂可谓是为时尚浅，但是年鉴编纂事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劲猛，您觉得其中的缘故原由在哪里？它与地方志编纂比较，应该有怎样的互动发展空间？

许：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年鉴的出版，自1909年奉天图书馆印刷发行《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以来，满打满算也只有100年时间。这100年中，头70年出版的年鉴不到200种，其中绝大多数寿命都很短促。后30年也就是现代改革开放的30年，年鉴编纂出版事业突飞猛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种发展到90年代末的1300多种；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内部赠阅、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年鉴事业迅猛发展的缘故原由，重要是改革开放的推动，也是工业化的必要。我在《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中对此曾作过如许的分析：“年鉴出版业的发展，固然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年鉴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某一特定地域的工业化进程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它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而繁荣，也将随工业文明的衰落而衰落，或随工业经济嬗变为更高级的经济情势而渐渐改变本身的体现情势。”正是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成就了年鉴事业的辉煌。

年鉴与地方志有很多相近、雷同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献资料载体，不光是选题选材的时限不同，体现手法也有很大的区别。正是因为雷同而又不同，才能走到一路而又不会相互挤压发展空间。事实上，年鉴完全可以为地方志编纂积累资料，而地方志又可以为年鉴（重要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的编纂提出要求、指明方向。两者互动发展空间特别很是之大。

张：年鉴创新是一个新题目、老话题，由于创新的内涵赋予是赓续转变的。您觉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年鉴编纂出版的创新方向在哪里？您对年鉴的创新目标和创新结果有何期待？

许：年鉴创新的话题在年鉴界已经热议多年，这对于促进年鉴事业繁荣发展有积极作用。近年来，全国年鉴品种数量快速增加、质量赓续进步，都得益于年鉴创新大讨论。年鉴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品种创新、内容创新、情势创新、管理机制创新，等等。其中的关键是理论创新，包括观念更新。目前，创新的微弱环节也正是理论创新不足，理论跟不上实践的发展，观念落后于时代。假如问我对于创新有什么期待的话，首先就是盼望年鉴同仁和有志于年鉴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通力协作，渐渐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系统，实现年鉴理论的周全创新。这是进步年鉴编纂出版质量，促进年鉴事业创新发展的必要。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是实践的先导。在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要进步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促进年鉴事业创新发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理论研究每跨出一小步，都有可能指导实践迈出一大步。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年鉴事业的每一波发展，都与年鉴界的理论积累密切相干。毫无疑问，渐渐构建年鉴学的学科系统，将能有用引领年鉴事业创新发展的潮流，进步年鉴的团体质量。其次，要坚持品种创新，正视品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当局年度公报”、由财政拨款出版的年鉴总是少数，多数年鉴都得面对市场必要，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这就必须树立品牌意识，通过不懈的努力，精心打造年鉴品牌。我热切期待中国尽早出现能够进军国际读者市场的年鉴品牌，能够在全国流行的年鉴品牌，能够在地方或行业独具影响力的年鉴品牌。通过品种创新，打造有市场号召力的年鉴品牌，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年鉴编纂出版创新的一个紧张方向，也是我们这一两代年鉴人崇高的历史责任。

张：我细致到，不久前广西组织编纂出版一套《广西大百科全书》，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您作为项目的策划者和总编辑，能否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相干情况，然后分析一下用百科全书情势反映地方情况，与用地方志情势反映有何异同？地方志编纂工作是否仍然有不可代替的话语空间？

许：编纂出版《广西大百科全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当局科学、正确把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致力于建设文化先辈省（自治区）而作出的庞大决策，是广西十分紧张的文化基础工程，同时也是广西宣传部门和文化界、理论界向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的重点献礼项目。《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自2005年10月周全启动，至2008年12月8日正式出版，历时三年两个月。全书分13卷，共2100多万字，收入条款3.5万条，图照1.2万幅，约10万个知识点，全彩色印刷，耗资约1000万元。全书编纂工作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自治区社科联、社科院、方志办等为重要承编单位，动员社会各界5000多人参与其事，其中多数是专家、学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专家全程给予引导。《广西大百科全书》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地区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地区百科全书家族中一个全新的类型——按知识门类分卷的多卷本地区性大百科全书的第一部。特地到南宁出席这套书首发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龚莉评价说，《广西大百科全书》以其框架、内容、方式等多方面的创新和编纂出版的高水平、高质量，成为中国地区百科全书编纂史上的成功典范，并开创中国地区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全新时代。

《广西大百科全书》在广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地方百科知识进行了周全、体系的梳理，并以有关广西的基本知识、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为记述对象，题材上溯至太古，下迄于出版年份。这与首轮修编的地方志内容范围大致雷同。所不同的是：地区百科全书是知识性工具书，记述的重点是地方知识，兼收地方的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按工具书的方式进行设计和编排，以条款为基本体现情势；地方志是资料书、地情书，记述的重点是地方的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兼顾地方知识，按志书的方式进行设计和编排，以文章为基本体现情势。地区百科全书和地方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内容和情势都难分伯仲，加上在信息时代，人们对文献资料的选择趋于多样化，两者不可能相互挤占生存空间。大家都知道，地方志的话语权由当局赋予，其话语空间有历史天禀，并不是一部地区百科全书所能褫夺得了的。省级和重要城市地方志机构人才密集，对地方知识了如指掌，具有组织编纂地区百科全书的天赋上风。在两轮修志的间隙，用三五年时间，组织编纂一套多卷本的地区百科全书，是地方志机构扬其所长、为社会多作贡献的一条紧张路径。据我所知，你们省方志办的董健桥副主任早就有编纂《陕西大辞典》的想法，这与地区大百科全书的创意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能付诸实施，对于董老师来说也算是功德圆满。更紧张的是，此举将能有用地扩大方志部门的社会影响，何乐而不为？

张：是的。我在陕西省咸阳市工作期间，曾组织实施并担纲完成了《咸阳大辞典》的编纂工作，用了将近七年时间，最后字数314万字，收录条款9000余条，但是《陕西大辞典》迄未实施。陕西也有过单卷本《陕西百科全书》，属于统一类型，但卷帙较少。感谢许老师接受《陕西地方志》杂志采访。

（刊于《陕西地方志》2009年第五期）

注：图为许家康（左一）与作者张世民